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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学国学的价值与意义
2015-11-22 11:11:1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导干部学国学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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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当下,是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最为接近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优秀文化的复兴,因此,随着文化自信心的增强,社会官民、上下的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小孩读蒙学,《四书》进课堂,老板学国学,论坛齐会讲。开网站、兴书院、评孝子、举乡贤。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围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多次发表系列讲话,在这一时势下,中共中央党校在王杰教授的倡导下、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又在提倡干部学国学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关注与热烈反响。这样,就引发我们再度思考干部为什么要学国学?或者说干部学国学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在我看来,干部学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有如下几方面:

一、弘扬文化、提高素质

干部学国学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似乎根本不是个问题,在现代似乎成了一个问题。干部在古代叫官员或者官吏,官员在未任官以前是四民即士、农、工、商之首,务农、做工、行商不是他们的职责,而读书则是他们的天职,士在未为官前就是纯粹的读书人,正是因为读书,使他们知书达理,增长能力,再经过科举或者别的途经而当上了官,官员的资格前提就是其文化知识与能力,当然还有道德。为官后要处理复杂的政务,还要不断的努力学习,文人和官员本身就是集于一身的。这正如孔夫子弟子子夏所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朱熹注解这句为:“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朱熹的注解非常到位,学习有余力就去做官,做官有余力就要去学习,这本身是同理而事异,要为官先要具备资质前提,然后才能做好事,而为了为官,有了更为广阔的知识,对其工作帮助更深,为官后,还可以对自己所学知识进行验证实践,真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以学促仕,以仕践学。

在当代,干部学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问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它仅是封建的糟粕,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如果要提倡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估计肯定没人反对,因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我们党对传统文化价值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或者说当下对这个问题认识越来越趋于正确,提倡干部学国学就是理在情中的事了。我们不仅是共产党,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也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基础,因此我们也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成为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先锋队和引领者。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54)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领袖群体,干部自然应该首先要了解流淌在自己血脉中的这种文化基因要有所了解,干部同古代官员一样应该是官员与学者的统一,当然这里的“学者”不可能是狭义上的专门治学意义上的“学者”,如果那样可能还会因“治学”而误工作正事,毕竟现代分工日趋细致,官员毕竞不能等同于学者。干部学国学应是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拥有者,因此,干部所学的“国学”虽然也包括中国古代固有学问如经史子集的意思,但是其学习目的却不是对学问本身进行探讨、发展,而是要掌握其文化精神与精华。如果自己身上都不具有这种文化基因和修养,如何能领导具有这种文化基因而潜移默化影响着其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国民众呢?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养,是一个干部文化素质的集中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为干部做出了榜样,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体现出了自身具有这种深厚广博的修养,这不仅会影响干部自身的素质,而且会影响到政策的确定,比如时下我们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无不受到儒家“和”的思想理念的影响。

学习、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涉及到干部素质提高,而且当代干部作为治国理政人群,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引领群体,在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干部也要担负主要的责任。如果我们都一点不懂传统文化,如何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呢?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无论从事何种事务管理的干部,都要不断学习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中华优秀文明成果,为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实现中华文化复兴而努力学习、实践、创造、发展。

二、修身立德、为政以德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其核心与灵魂是对道德价值的尊崇和坚守。崇德向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枢心时代有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在后世有儒道释三维结构,但不可否认,儒家一直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儒家文化的根本特点就是道德本位。其经典文本《大学》中所言的“三纲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是认为弘扬自身光明的道德是亲民或新民即政治的道德基础,也是达到社会的完善境界的基础。而其“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以修身为核心与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也就是儒家所言的内圣外王之道,只要修身立德达到内圣,才能实现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外王。

儒家所言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或者德治,它认为统治者和权利的合法性都在于道德,周代以小邦国能够取代商代而获得天下,在周公看来,就是因为周人能够“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因此,无论是天子,还是官员都要“克明俊德”,为政以德,以身作则。为官者不仅要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与能力,坚持“能者在位,贤者在职”,而且一定要有德,因为 “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领导人的威信不仅取决于其权力性影响力,而且其人格魅力和道德影响力才会使人真正的心悦诚服,因此,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加强官员的官德修养,长期以来有大量官箴文本传世,认为官员只有具备仁爱之德才会行仁政、重民本、重民生,与民同乐,特别强调官员、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承担“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责任担当,后世官箴更是特别强调“清、勤、慎”的官德。官员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不仅能保证自己仕途平安如不因贪腐而带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同时使自己受人尊重,平安幸福。

道德不仅应该成为官员的素质,而且要将道德贯彻在政治活动中去,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礼记·哀公问政》)“子曰:为政以德,壁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德是政治的基础,行王道而抑霸道,行仁政而避虐政,重教化而轻刑罚,富而然后教之,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这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唯如此也才能治国平天下。

因此,干部学习国学,当以掌握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的尚德精神为要,以修身立德为要,并将其贯彻在其为政实践中去。

三、汲取智慧、提高执政水平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学习中华优秀文化,有利于我们从中汲取营养,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上面我们已经谈了王道与霸道、德与法的关系,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中的治道理论,其实,传统的政治智慧不仅包括这种宏观意义上的治道,而且还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如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对待政务的态度问题、甚至观人术、用人术等诸多方面的智慧。如如何处理君臣关系?虽然我们不能将现代社会的上下级关系看作是君臣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某种类似性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古人那里汲取相应的智慧。如在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方面,孟子的“五教”中所讲的是“君臣有义”,大家都要按合乎义理、正当的原则来相互对待。孔子则教导大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要求上级要对下级礼贤下士,而要求下级对上级忠诚奉献,只有各自守这样的道义,君臣上下才能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又比如在政事担当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强调的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一般都是要求君主或者某个单位的一把手即出令者、决策者要守“正南面而坐”的君王南面之术,即清静无为,或者说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而为人下级者是要勤于职事、尽心竭力,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领导忙的不可开交,而下属或者副手没事干,这可能是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关系。近年来还有一些极端的官场个案曝出:如有副手雇凶杀正职的恶性案件,这一方面可能是下属不懂为臣之道,也可能是上下级未能理解自己的角色,未能处理好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引起严重冲突所导致。

在具体观人术与用人术方面,古代文化也有非常丰富的政治智慧,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文本,如《人物志》《长短经》《冰鉴》等。《尚书·皋陶谟》说“知人则哲”,也就是说知人的人才是聪明的人。《老子·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别人是智慧,自己知道自己是聪明。那么如何观人知人?知人的基本方法,就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不仅要看一个人说什么,而且要看他怎么做。庄子提出“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庄子·列御寇》)《淮南子》中则提出要“贵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淮南子·氾论训》)这些思想都是强调要根据不同的人生境遇来观察一个人的道德志节。更有诸葛亮的知人“七法”:“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二曰,穷之辞辩以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文集》卷四《将苑》)诸葛亮的这种观人七法则强调了不仅要在实践中观其性、勇、廉、信等道德,而且还要观其志、变、识等心志、智能性品质。明代学者吕坤在其《呻吟语》中对观人知人也有精当的论说:“观操存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呻吟语·品藻》)“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吕坤的观人之法则设定各种人生情景来考察一个人的操行、精力、度量、存养、镇定、担当、襟度、涵养、识见,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的人生经验和政治智慧。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领导总是要知人用人,知人是为了善任。因此,不仅要知人更要坚持一些正确的用人原则,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坚持德才兼备,要根据不同人才特点把其用到该用的地方,这样才会使民心服,也才能使官风和用人风气正,从而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知人难,用人更难,如果用人不慎,则会误了军国大事,诚如诸葛亮这么聪明之人尚有因用人不当而“挥泪斩马谡”之事,何况我们干部更是在用人问题上要慎之又慎,要能够做到知人善人,必须从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去吸取历史和政治的智慧,这样必然会提高我们知人用人和理事治政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提高整体执政水平。

以上我们分别从文化、道德与智慧、干部的知识、德性与能力三个维度论述了干部学国学的价值与意义,相信坚持学国学,必有好处,有利于干部自身,也有利于国家民族和政治治理,我们应大力倡导干部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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